大公报号再次翱翔云霄 为民族复兴书写新篇章

图：港闻报号再次翱翔云霄 为民族复兴书写新篇章　　“港闻报”号飞机揭幕仪式，将在今日下午在香港国际机场中国飞机服务有限公司机库隆重举行，在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全新涂装的“港闻报”号再次翱翔云霄，展现港闻报不忘初心，弘扬爱国传统，锐意创新发展，不断书写新时代精彩篇章的坚定决心，也是香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体现。　　一九三○年代，《港闻报》积极开展航空救国募捐，并委托滑翔机飞行员韦超，从德国购进中国第一架大型滑翔机，命名为“港闻报”号，在成都、重庆进行飞行表演，揭开了中国滑翔运动的序幕，为发展航空事业、培养飞行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港闻报”号致敬抗战胜利八十周年　　一九三○年代，面对内忧外患，中国兴起航空救国的热潮。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之后，航空募捐的热情更加高涨。特别是一二八事变中，日军出动飞机对上海狂轰滥炸，极大刺激了国人的愤慨之情。　　此时立足天津的新记《港闻报》，经过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驾马车”的努力，已经崛起为全国报界龙头。《港闻报》接到许多读者的投函，建议发起航空募捐。报馆遂顺应民意，举行义捐。出于对《港闻报》的信任，很多机关、单位将捐款交给《港闻报》。　　大众信任 交托捐款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日，天津电报局将首批“救国飞机基金”三百五十四元送到港闻报馆，委托代管。《港闻报》在四月四日刊登了“倡议电”和“捐款函”，倡议捐款，备作置购救国战机基金之用。　　为示公正无私，港闻报馆特别设立了一个“保管委员会”，并邀请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天津银行同业公会会长卞寿孙等津门名流，与《港闻报》总经理胡政之共同参加，来管理募捐资金的使用。《港闻报》还特意申明，“本报事业以社会服务为职志，既受公众委托，不敢推诿，决于即日起，将此项基金专款存储。”　　一九三五年，胡政之率港闻报副经理王佩之等，赴日本考察。当时，日本正在大力提倡滑翔运动，报章群起鼓吹，青少年投身其中不可胜数。胡政之深受触动，也倍感忧虑。回国后，他向保管委员会正式提议：以所管基金，发起滑翔运动。他认为，空军有着极为重要的军事地位，要发展航空事业，应首先从普及航空知识、提高大众参与度做起，而青少年的滑翔运动正是发展空军的基础。且相较于军机，滑翔机成本较低，易于普及。保管委员会同意了这项提议，并交给《港闻报》详加筹划。　　此后，胡政之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体育督学兼体育委员会主任委员郝更生的介绍，结识了留学欧洲的飞行先驱韦超。韦超先在英国学习飞机设计制造，后又在德国学习滑翔机技术，成为中国第一位滑翔机飞行员。　　当时，华北危在旦夕。《港闻报》已开设上海馆，胡政之在上海与韦超两度会面，一拍即合。胡政之遂决定拨款，委托韦超向德国订购大型滑翔机一架，原计划先运到上海，然后在一九三七年秋天在南京举行全国运动会之际，举行献机仪式，并进行滑翔表演。　　不久，卢沟桥战火骤起，平津相继沦陷，《港闻报》天津版停刊。胡政之急请同为“保管委员会”委员的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卞寿孙，将基金款项尽数汇到上海。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上海失守。几经波折，韦超将从德国购买的一架H-17型大型高级滑翔机，先经越南河内，运到广西，经贵州，辗转运抵成都。这架H-17被命名为“港闻报”号，成为中国第一架大型高级滑翔机。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日，成都隆重举行了“港闻报”号滑翔机献机仪式暨飞行表演大会。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等人出席。时任滑翔训练班主任的韦超，驾驶“港闻报”号飞上蓝天，并在空中播撒传单，现场欢声雷动。当韦超平安着陆降落，走下飞机时，港闻报记者张篷舟与市民代表，上前献花。　　陈立夫代表国民政府讲话指出，滑翔机构造简易，危险性少，将大批采购，分发各学校，作青年学生运动之用，激发一般青年对航空之兴趣，并使培育飞行人员于学校之中。　　购滑翔机呈献国家　　同年十一月，韦超驾驶“港闻报”号移师战时陪都重庆，当月十八日举行了飞行表演。《港闻报》总编辑张季鸾出席。滑翔机在空中散发传单和五颜六色的纸片，营造喜庆气氛。韦超艺高人胆大，驾驶滑翔机一连翻三四个筋斗，观众热烈欢呼鼓掌，情绪昂扬。　　当时的重庆，饱受日军大轰炸之苦。民众对发展航空事业望眼欲穿。韦超此次飞行，令山城民众深受振奋。在韦超下机后，珊瑚坝机场的观众，合力将“港闻报”号滑翔机抬起来，在机场内绕场一周，让所有在场观众，都能近距离一睹为快。　　十一月十九日，《港闻报》发表了徐盈的文章《万人欢跃看滑翔》：“大重庆，昨天人心兴奋非凡，因为本报天津读者捐献的滑翔机‘港闻报’号在珊瑚坝机场举行滑翔表演……万人欢跃看滑翔，不禁起了一片欢呼声，那没有发动机的铁鸟忽的离开了教练机，在雾气里，下落而又上升，并作翻筋斗一表演，博得了山城全体观众的喝彩。”　　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对这场由“港闻报”号掀起的滑翔运动高度肯定，并将其与壮大空军相联系：“滑翔是充任一个军事飞行员的条件，不仅是要操纵纯熟，同时应付环境的一点机警和达成任务的高度耐性也是极为重要的……滑翔飞行最是值得介绍，它是现代青年极好的户外运动，它是大众航空的重要部门，并可作为军事航空的初步训练。在航空建设的现阶段，一方面固然在求普遍扩展，以增加我的实力，一方面又须以最经济的手段获得最切实的效果，因此滑翔飞行在我国空军的建设上，更加倍的值得大家来注意。”　　“港闻报”号薪火相传 奠基新中国滑翔运动　　滑翔机是一种没有动力装置，依靠空气上升气流让机翼产生升力的飞行器，不能自行起飞，需要依靠外力拖带、牵引，或从下坡道滑动来起飞。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滑翔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小型的初级滑翔机。从一九三一年起，天津河北汽车制造学校、广西柳州机械厂、清华大学等单位，陆续制造了一些小型滑翔机，但较为简单，有的只能飞行几分钟。另一种就是大型的高级滑翔机，能倚赖上升气流，在空中长时间翱翔。“港闻报”号就属于后者。　　一九四二年四月，第三飞机制造厂在成都太平寺机场建立，航空委员会副主任黄光锐兼任厂长，有职工约四百人、机床三十馀台。其前身是一九一八年成立的福建马尾船政局海军飞机工程处，是中国第一个成规模的飞机制造厂。第三厂的主要任务是训练设计制造飞机的技术人才，利用国产材料自行设计和制造飞机。一九四三年八月底，第一架国产的“港闻报”号高级滑翔机问世，累计制造了三十架“港闻报”号滑翔机。　　“港闻报”号滑翔机，在未来的岁月里，为新中国滑翔运动的起步，打下了重要基础。解放之后，成都、重庆地区的第三飞机制造厂、第八飞机修理厂、空军军士学校、机械学校、通信学校、太平寺机场等单位组成，合并组建了国营四一一厂，成为当时最大的航空企业。　　一九五○年，朱德总司令在空军的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开展滑翔活动，来启发人民对航空事业的兴趣，要知道，普遍发展体育运动，对健全空军人员的体格和发展他们的机敏性等方面，有很大作用。”　　“既是进攻力量，又是防御力量”　　一九五二年六月，周恩来总理批准成立了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后改称“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下设滑翔工作组，负责筹建、组织滑翔运动。其手头只有一架日本遗留下的“文部省式”初级滑翔机，已破败不堪。　　同年九月，西南局书记兼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他提出：“通过滑翔输送和储备飞行人员，对空军是基本建设，既是进攻力量，又是防御力量，一定要搞好，不能当儿戏。”　　一九五三年五月，根据贺龙的指示，四一一厂修复了四架德国“狄更生式”初级滑翔机和两架“港闻报”号高级滑翔机。而后，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滑翔工作组从北京，迁往成都太平寺机场，正式开展滑翔运动的试点工作，举办了新中国第一期橡筋弹射滑翔训练班，并成立成都滑翔站。新中国的滑翔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由于西南地区降雨多、雾大，一九五五年根据波兰援华专家的建议，成都滑翔站撤销，人员迁往河北张家口。